Master Go

所以关于围棋彻底输给AI这件事,我感伤的点在哪里呢?

这本来就是意料之中的事。相对于「围棋爱好者」的身份,我也毫无疑问更贴近于「科学教徒/程序猿」。在AlphaGo的对局中,也出现了很多人类千年以来未曾想到的下棋思路,通过分析这些思路,就像很多文章总结的,人类和AI一起迎来围棋的新世界。

这个新世界的问题在于,这些新的,更牛逼的招数,各种数据搜集深度学习的算法,和人类的思路渐渐是两回事了。没有人,也没有一台计算机(未来或许有),能够用一名棋手能够理解的方式,讲述它为什么选择这样落子。虽然AlphaGo的算法也是由人类设计,但是,就好像面对奥数题,先用微积分得出答案,再根据答案揣度出一个小学生能理解的思路,又或者通过证明费马大定理和谷山志村猜想等价来证明前者(这个例子我似乎不应该这么用…)一样,在这里,我们所期待的,我们想要欣赏到的,解决问题时迸出的思维火花,让位给另一种更有效的思维方式。

我们日常生活里,能够通过正常人类的理性思维,分析抉择的机会已经不多了。那些我们思考着的,往往让位给资本,让位给专制甚至民主,让位给不成熟的感情(好吧这些是吐槽),让位给大数据,让位给学习算法……当然「让位」本身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因为它们确实更有效,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引以为荣引以为乐的思维体操,似乎渐渐地变成第二等的东西。无疑AI可以帮助我们释放自己,去更多的领域发展,但如果新的领域里更有效的仍然是AI,如果最终我们周围的事物99%都是有AI的逻辑决定,只剩下一些艺术神马的让人类互相自慰的东西,即使这一切都还在人类掌控之中,那时会是种怎样的寂寞?

嗯,就yy到这里。其实我也不确定围棋所代表的「正常人类思维」究竟指什么,以及是不是其实放弃了也无所谓。但这种把什么都能写成寂寞的感觉真好玩。

2017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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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在德里,和几个印度人聊天,对方也是天天泡网络的现代同龄白领,天文地理历史政治娱乐宗教什么都能聊起来,而且确实没什么种族信仰之间的隔阂,聊的很开心。

后来我问他们:「你们平时棋牌娱乐是什么?」
「就是国际象棋。」
「哦……」
「国际象棋是印度发明的哟!」
「好吧。(确实如此)」
「中国呢?」
「(装逼)听说过围棋么?」
「没。」
(给他们看图片)
「黑白棋?」
「不是……(介绍规则)AlphaGo你们总该听过吧?应该是半年前的特大新闻了,人工智能blahblah……」
「没有哦。」
「好吧……」

所以也不用想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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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推荐安安猪的《波士顿围棋故事》六篇,讲述在波士顿下围棋的老外们,很好玩。

精神病患者

写不出东西。然后看到最近热门的精神病患者暴力伤人话题。

在精神卫生中心实习的几个回忆

关于控制精神病患者,其实和「中国怎么看不到残疾人?」「有,只是没法上街……」是一样的道理。觉得最终发展成暴力倾向的人不应该这么多,很多人只是起初有个苗头但得不到合理的对待,被社会整体疏远,然后一点点发展恶化的。这就和贫富差距问题一样,以为事不关己,躲开就行,但终归会渐渐蔓延过来,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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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远房小舅舅,大概是外婆的表姨的孙子,只大我两岁,住在城市的另一端。小学时寒暑假经常住到他家,算是亲戚里少有的童年玩伴。小舅舅瘦弱、文静、有点唯唯诺诺,开玩笑时被我打两下也不愿还手,但既然能玩到一起去,现在回想起来,感觉也算是有些机灵气的。后来中学忙着读书,就渐渐没怎么往来,后来他大学去了外语学院,在城里也算不错。后来我大学就去了外地,后来听说小舅好像因病停学了,后来听说休学了,觉得可能是身体瘦弱也就没太在意。再后来,听说住进了精神病院。

当时很吃惊。妈妈已经去探望过了,说状况时好时坏,各种唏嘘可怜。那时我已经工作了,对家乡的亲戚们,就像对周围那些没共同语言的人,已经不习惯表露出太强烈真实的感情。于是压着心里的不舒服,等到下一个假期,赶回家,让妈妈带我去探望。

具体位置我已经记不清了,公交车坐了很远。偏僻处几排平房,还算整洁。我们和他父亲一起,只能进到接待处。他的身子,尤其是脸,整个虚胖了起来。他见到我,脸上露出些欣喜,却也没什么可说的,只是偶尔互相亲切地看看,带上笑容。然后看着旁边长辈们聊着家长里短在安排生活。渐渐地他窝下头,又开始低声嘟囔着自言自语,不时对长辈谈天时冒出的「生病」字眼表示反感,长辈也总是敷衍着、或者诚恳地安慰两句「没病,没病」。后来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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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东平 《精神病院》

我从来不知道他在学校的样子,不知道他的精神病是怎么形成的,会不会有类似日系校园影片之类的起因,或者就是长年学习压力憋屈才这个样子。但我能够想象,他的家庭环境,即使亲人都对他很好,但那种关心并不能排解他积累的抑郁。看着童年玩伴这个样子,我心里很不舒服。我确实有这样的冲动:带他出去散心,几个月,吃肉夹馍,看草原、雪山,心胸开阔。我认真盘算过这样做的可行性,也套过口风,获得家长们理解的概率不超过两成,缺乏资金,没有在他们面前表现的更强势的资本,这样做对他的好处我倒是有近五成的自信,但我也不知道这样会把自己的生活放弃到什么地步。

于是,也就是想想而已。

我甚至没有再去探望过,就像其它渐渐疏远的亲戚朋友。我和自己说这样一两次的探望什么也不会影响。我确实又一次因为面对想做的事无力而感到悲哀,对自己「穷则独善其身」反复自嘲,却也没有因此立志要捞几桶金什么的。——面对这种要付出自己全部气质的改变,即使是「救一人即救世界」的情操,最终也撬之不动。也许真的要等到父母这种亲密级别的不幸发生,才会因责任感所迫吧。

过几天问问小舅最近怎么样了,应该还没有更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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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想,如果童年时就有微博微信facebook,想必我也是愿意在上面和他保持联系,看着彼此一起成长的吧。不像现在,大学以前的联系几乎断个精光,即使遇到,觉得已经不是一样的人,也就没兴致再去加什么群了。

当我跑完步,我谈些什么 – 4

dear m,

「当我跑步时我谈些什么?」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了,至少不会因为在跑步而想,或者说不再因为跑步时进入某种精神状态,受其影响开始想事情。我也不确定是因为对跑步的状态麻木,还是最近本来就不能在任何时间去想。

但我确实怀念那些跑high了然后想high了的体验,所以如果你还没开始的话,还是推荐先去跑吧。

丑小鸭

A:「丑小鸭最后变成天鹅的时候,感觉好温暖啊~~」
F:「……明明是很冷酷的故事。丑小鸭能变成天鹅是因为它本来就是天鹅。」
B:「你说的对。但天鹅其实象征着高尚的品德,没有因其它人的嘲笑而湮灭,最终脱颖而出。」
F:「………这个说法很不错,但是无意义——任何故事都可以通过这种比喻手法,挖掘出光明的内涵;但这个故事明明(好吧,至少对我而言)显式体现出的是这种先天论调的残酷,不能因为你做出这样的解释,就代表故事本身是高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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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要赞美一下楼上华丽丽的诠释。而且这个说法我很喜欢:高尚品德终于熬到春天,找到一群高尚品德做伴……这确实是B同学的思路。以往看B的稿件,看出她确实是在由衷地讴歌采访对象身上各种美好的情趣——角度让我耳目一新,换我去做她的工作,一上来肯定没能力写成那样;虽然我总是阴暗地怀疑,那些美好是她在心里面给人家贴上去的,或者说按照某种「深」度报道风格,通过某种习惯性思路挖出来的。对我而言,很多事情观察到「鸭子不是天鹅」那个层级,就可以了。再继续,我就会在对〖有多少是受主观影响〗的怀疑中和自己绕来绕去。这当然不是指责,作为全能控,我只是又发现了自己(暂时)做不到的事情,点明一下,还不能判断其中是否存在哪一方是正确。这或许也和企业文化有关:有的杂志读者喜欢看你写到第二层,有的杂志倾向到第三层,当然还有很多只到第一层……

似乎之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冷酷,也只是下意识地针对A们强调鸭子「变」天鹅的反应。如果一开始的着眼点就是〖鸭子们再嘲讽也要对自己有信心〗之类,先天论调也不算多么不可接受的事。这么想,天平似乎离我这边远了几分。

儿童节快乐。

The Reader

The Reader,生死朗读,★★★★☆

前面的那些相遇和爱,看到20多分钟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去看剧透。我知道自己看的不是文艺片,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不是只说这些的。于是我看了剧透。于是再后面的那些阅读、出游和爱,看起来和前面的感觉不一样了,只是静静地看情节继续,等着我知道的Hanna最终会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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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中选出审判阿道夫· 艾希曼的书。艾希曼这个名字作为战犯倒是依稀记得,但并无特别兴趣,只不过这本书正巧碰上自己的目光便随手拿出而已。于是我得以知道这个戴金边眼镜头发稀疏的党卫队中校是一个多么出色的事务处理专家。战争爆发后不久,他便接受了纳粹头目交给的最终处理——总之就是大量杀戮——犹太人的课题。他开始研究具体实施的办法,制定计划,而行为是否正确的疑问几乎没出现在他的意识中。他脑袋里有的只是短时间内以低成本能处理多少犹太人。依他的计算,在欧洲地区处理的犹太人总数为1100万。

准备多少节货车厢?每节可装多少犹太人?其中有百分之几在运输途中自然丧命?如何能以最少的人数完成此项作业?尸体如何处理最省钱——烧?埋?熔化?他伏案计算不止。计划付诸实施,效果基本同其计算相符。战争结束前约有600万(超过目标一半)犹太人被他的计划处理掉了。然而他从未产生罪恶感。在特拉维夫法庭的带防弹玻璃的被告席上,艾希曼显出困惑的样子:自己何以受到如此大规模的审判?何以如此受全世界关注?自己不过是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对所交给的课题提出最合适的方案罢了,这同世界上所有有良心的官僚干的岂不是完全相同?为什么惟独自己受这样的责难?

村上春树 · 《海边的卡夫卡》

忠诚与服从由来是公民尤其是军人的天职,罪恶隐藏在什么地方呢?鲍曼提到米格拉姆的关于“责任转移”的实验,它表明:一旦经过行动者的同意而将责任转移到 上级命令的权力之中,行动者就被投入了一种“代理状态”,即把自己看作是给别人执行意愿的状况。代理状态与自主状态是相反的,实质上是逃避个人良知的责 问。这样一种连续的、普遍的责任转移,结果造成一种“自由漂流的责任”,造成一种情境,在这一情境之中,组织的每个成员都相信他是受人操纵的。所以,鲍曼说:“组织在整体上是一个湮没责任的工具。协调行动之间的因果链条被掩¥°起来,而被掩饰的事实恰好就是这些行动产生效力的最有力的因。”由于纳粹大屠杀的 参与者都相信责任在别人那里,在上级那里,或者简直就是命令本身,集体执行残酷的行为便变得更容易了。

鲍曼 · 《现代性与大屠杀》

但这只是基于本质的人性讨论。具体到无心“责任转移”的个体,罪恶的程度只是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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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今天应该读凡尔纳的。

Good day.